祭灶（六）出国
九月廖风把妹妹廖景送入本市一家重点高中，自此妹妹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就在这时，哥哥的命运也因为时代的变故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热潮席卷全国。石家庄虽是小城，但好歹也是皇城边不远的小城，出国风从京城吹到这里时，虽已经不再强劲，但身在高校的廖风和聂熙文，还是被这股留洋镀金的风吹得东倒西歪。
石家庄机电学院是机械部下属的大学，85年后每年有不多的公费出国的名额，不用考托福GRE， 但需要考内部的一个英语考试。上大学时，廖风为了洗去身上的西北土味，拼命学洋文，渐渐喜欢上了这门语言。虽然他口语不行，但词汇量大，理解力强，笔试很在行。内部的英文选拔考试只有笔试没有口试，廖风自然占了先机。再加上地方的大学的精英本就不多，于是他顺利考试过关，得到了一个去美国进修的名额。聂熙文也参加了考试，但结婚、怀孕、生小孩、带孩子，占去了这个年轻女人的大部分时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学习天分，所以英语选拔考试考得一塌糊涂。但丈夫能出去，就代表着全家能出去，聂熙文完全忘记了自己得考试不利，还是非常兴奋。当年的国人看待出国留学，普遍有一种心态，认为能出国就是成功，是精英中的精英。不仅小两口高兴，双方家庭也都欣喜若狂，聂熙文的虚荣心被极大的膨胀，婚姻的危机似乎突然消失了，在准备出国的那段时间，迎来了小两口的第二蜜月期。
八月中旬，廖风飞往波士顿的飞机订的是第二天下午。夜已深，妹妹廖景搂着一岁的侄子小德华，在客厅里搭的一张小床，已经熟睡。明天就要去美国了，廖风心情激荡，这一夜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和老婆一阵激情之后，他拥着聂熙文半坐在床上，仰望着空空的天花板，心里确是满满实实的，他在憧憬着他或他们的美好未来。
自打廖风和聂熙文认识，他们就用全名称呼对方，这是当时中小学或大学同学或恋人之间的互相称呼。这样两人似乎还停留在青少年时期。那时日本的电视剧《血疑》正在家家户户的黑白电视上热播，电视里的幸子的妈妈叫丈夫大岛茂“爸爸”，大概就是我们乡下说的“孩儿他爹”的意思。大陆上刚结婚的的年轻人觉得这种叫法时髦新鲜，于是一有孩子，小夫妻就互称对方“妈妈”“爸爸”，其实也就是把“孩子爹”“孩子娘”里的“孩子”去掉而已。刚当妈妈的聂熙文也称呼廖风“爸爸”。廖风开始还有些不习惯，但久了也就顺其自然了。廖风想到母亲也叫父亲“娃他大”，这和“大”也差不了多少嘛，压根儿就没多想聂熙文其实有着恋父的情节。
聂熙文偎在丈夫的怀里，把声音压到最低：“爸爸，你不会忘了我们娘俩吧？”
廖风也尽量压低声音小声回老婆说：”说啥勒，聂熙文……“，他把”文“字拉的很长，甜腻腻的都有些齁了。
然后把搂着老婆肩膀的手，下移到聂熙文高耸的乳房上，使劲一握，调笑着对着聂熙文的耳朵吹着热气说：“我还想要—” 他故意喘一下才说：“要再和你造一个娃嘞!”
聂熙文被这一握和一吹搞得浑身痒酥酥的，扭动着光滑玉体，翻过来趴在廖风的年轻壮实的肉体上蠕动着，同时把头埋在丈夫的肩头，一披黑发散落在廖风的胸膛。
廖风撩起聂熙文柔顺的长发，然后轻轻上下抚摸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对自己说：“不会的呀，这一走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又能再想见。到时，怕是你会忘了我吧，怕是小华也会不认得他大咧！”
聂熙文抬起头，轻推了一下丈夫厚实的胸脯，嗔怪道：“傻逼！死心眼！你就不会想想办法把我们娘俩早早地接过去啊？”
廖风听她说“傻逼”，惊掉下巴，这是第一次听见聂熙文说脏话，而且还是在交欢后的粉红色气氛中。
廖风虽然在西北农村长大，但从小就学习拔尖，在学校被老师夸着，在家里被父母宠着。连村里街坊打了自己的野孩子后往往也会加上一句：“逆各岁怂，肖肖廖家风娃子！”
他从小就是个典型的好孩子，从来没有说过脏话。听老婆这一刺激，全身燥热，猛地把老婆掀到，压在身下，嘴里用老家方言骂道：“你才是个瓜怂、贱货、骚逼，贼你妈！”。话一出口，廖风自己也吓了一跳，太他妈的刺激了。话一出口，他突然觉有了解放的感觉，长期被压抑的野性喷涌而出，内心里那个从小就被藏着掖着的，彪悍的陕西愣娃猛然觉醒，他的雄风无声地嘶吼起来。
自从认识聂熙文后，无论恋爱、结婚、还是生子，廖风都处于劣势。廖风不仅要时常接济父母妹妹，有时还要接待来自同村的穷亲戚们。关于老家亲戚，聂熙文给廖风定下了规矩，他父母妹妹可以来，但亲戚一概不能领回家里；寄钱回老家可以，但要从自己的零花钱里攒，而且别让我知道。每次老家来人，虽然聂熙文嘴上不说什么，但廖风还总是能看到了妻子眼里的那一丝鄙夷，哪怕她是笑脸相迎。他只好处处看妻子的颜色行事。后来成了习惯，哪怕是房事也失去了支配权，少了那股应有的雄风。这次廖风父母来给儿子送行，聂熙文把他们安排在了父亲聂元庆的住处，以便自己和丈夫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亲热。
不平等婚姻里的压抑加上办公室政治里的磨练，使得廖风越来越像一个都市男人那样苍白无力。他似乎连雄性激素也分泌得少了许多，说话越来越娘们儿气了不说，连皮肤也白嫩起来。聂熙文越来越看不起丈夫，对他的身体也越来越没有兴趣。有了孩子后，聂熙文就以各种理由拒绝和廖风同床。直到最近廖风争取到了出国公派留学的机会，他们夫妻生活才又从新焕发出了热情。
聂熙文听丈夫大讲脏话，近乎是辱骂。她也大吃一惊，这哪里是原来那个的受气包似的老公，明明是是是…。聂熙文找不到合适的字眼，但内心被廖风的雄性的粗野狠狠地激发出了一股兴奋。这是原始的兴奋，是动物公母交媾时的那种兴奋。聂熙文用嘴堵住丈夫的嘴，两人都感觉到对方的滚烫。他们身体猛烈地撞击着，廖风喘着粗气，聂熙文紧紧搂着廖风的腰喃喃地不住的重复：“爸爸，我要！”。他们完全忘记了小客厅里还有廖景和德华，剧烈的碰撞直到热情榨干了各自的最后一滴体液。这是他们今晚的第二次做爱，两人都有些精疲力竭。这一夜在聂熙文后来多年的记忆里是痛苦和屈辱的，她永远也忘不掉。但多年后，它在廖风的记忆里却是模糊的，似有似无的，那时他已经有了太多的疯狂，那夜的激情早已失去了鲜艳的色彩。
岳父聂元庆的一个本市的学生，这些年下海发了财，新买了白色桑塔纳，自报奋勇要贡献出自己的司机老刘开车送廖风去首都机场。早上六点，妹妹抱着两岁的儿子德华、廖风的父母、岳父聂元庆以及他的老板学生，站在单元楼的门口给聂熙文和廖风送行。廖风和聂熙文上了车，摇下车窗，向亲人们挥手。他鼻子发酸，眼泪突然涌向眼眶，他觉得不能让自己哭出来，他扭头对老刘说：“刘师傅我们走吧。” 老刘点点头，默默打开了引擎。妹妹廖景哇地一下哭出了声，小德华见姑姑哭了，也哇哇地大哭起来。一家人都在偷偷地抹泪。廖风扭过头不看车后渐远的亲人们，眼泪也顺着脸颊溜了下来，他把妻子紧紧地抱住，像是要抱住这抱不住的别离时刻。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廖风带的行李挺多。车子不大，勉强塞下司机、廖风和聂熙文三人。八十年代的老板司机一般都非常善解人意和恪守职责，老刘也是一样，他让廖风和聂熙文坐在后排，把行李放在后备箱和前排的副驾座。车开了，廖风才渐渐的平静下来，他松开了搂住聂熙文的手，把各自的安全带系好，和老刘你一句我一句攀谈起来。昨晚的折腾和路上的颠簸，让廖风两口很快睡着了，再次醒来已经到了首都机场。那时的首都机场还只有一个航站楼，廖风办完了登记手续，在国际航班的入口就此和妻子告别。聂熙文站在送行队伍的人群中，看到渐渐消失在安检通道里的丈夫，心里失落万分，但似乎又有些轻松，好像一个阶段终于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盼望两人在美国再见，开启新的生活。在回程上，老刘默默地开着车，聂熙文则一言不发，蜷缩在副驾驶的位子里，愣愣地想着心事，想着两人的过往，想着两人的未来，从北京到石家庄的距离第一次让聂熙文觉得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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