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拾：入土

于03/22/202403/22/2024由Alex Ning发布

2023年4月6抵达了香港，今天是4月15号。不知不觉回国已经十天了，时差也终于倒了过来。今天要把母亲的骨灰盒安放在墓园，和父亲合葬。这是我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

早上五点半，手机闹钟响起才把我吵醒。去墓园的时间定在早上九点。这之前，我还有一节数学网课要上，这是回国之间就已经安排好的。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时间是那里的晚上6:00 – 7:30，中加夏时制时差12小时，所以多伦多的晚上6点就是国内的早上6点。

网课刚刚开始，电话铃就响了，低头看了看手机，是哥打过来的。心里有些不满，心说，昨天已经给他说过了，我要上网课，怎么还给我打电话。于是直接把电话挂断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我搞的心里有些烦，再一次把电话挂掉。网课上了一个小时，7点，我听到外边客厅里有人在活动，以为是姐妹和哥他们从母亲老屋把骨灰盒已经拿了过来。等到7：30课程结束，我打开卧室的门出来，看到沙发上坐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女子，小板凳上还坐着另一个女子。我大吃一惊，年老的是小三哥，小三哥边上应该是三嫂。那年轻的男子肯定是他们的儿子了，女子是儿媳妇？小三哥看我从屋里出来，慢腾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伸出手说：小州。我叫道，三哥，这么早就到了呀。这时二妹从厨房里出来，说，可不是，六点多就到了。我这才醒过神儿来，哥这么早打电话过来是让我给他们开门，见我没有接电话，就和二妹他们一起从母亲的老屋那里过来给三哥一行四人开了门。一阵寒暄后，才知道了那中年男子不是三哥的儿子杨坚，而是二哥“兜兜”的儿子杨波。二哥三哥都是大姨家的儿子。是母亲的外甥儿。而那女子是“小胖哥”的女儿王凯。小胖哥是二姨家的儿子。所以王凯是母亲的侄孙女。四人算是母亲娘家人。大姨早几年去世，她本来有五个儿子，已经去世了三个，只剩下这二哥三哥。二姨更是二十多岁就去世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儿子。算一算，母亲的娘家也就这么多人了，想当年，母亲总是说过去差不多半个新乡城都是她家的房产，如今却如此落魄，让人唏嘘不已。

小三哥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母亲则对二姨的儿子“小胖”更加怜爱。“小胖”可谓运气太差。二姨怀小胖时，二姨夫就被打成右派，二姨高血压，生产时大出血，撒手人寰。本来说把小胖送人，姥姥拦着了，说二姨太憋屈，于是就把“小胖”接到家里。那时姥姥和我们一家一起住。听大姐说，母亲去世前，似乎有了离开人世的预感。虽然人已经糊涂，但不断念叨“小胖”，她是不放心这个从小没人疼的外甥儿呀。小时候，小胖给我的印象是咋咋呼呼，能了吧唧，时不时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瞟我一眼。再说，大人说小胖还偷人东西。所以那时候，我非常不喜欢小胖，甚至有些厌恶。其他姐妹兄弟几个和我的感觉一样。长大了我才能体会到小胖那种寄人篱下、无人疼爱的、没有娘的孩子的心酸。心想他偷人东西，是不是也是因为饿的不行了。我们姊妹几个对小三哥的印象却很好，他聪明热情，而且出手阔绰。母亲生前总是讲，是大姨夫的出身把三哥给耽误了。

我问三哥，为什么他儿子杨坚没来，三哥说杨坚去上海送外卖了。三哥的儿子学习不好，该上高中的年龄去读了厨师，母亲那段时间还挺为这事骄傲。三哥说，杨坚其实不喜欢做菜，后来就去上海送外卖了。他媳妇和孙子还留在新乡。三哥去年秋天得了心梗，差点面乎（河南话死了的意思），连夜被救护车拉到郑州做了搭桥手术，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但那条命是拿钱换来的。三哥的工作不错，国营建筑公司做建筑监察，应该挣了不少钱，但他为人仗义，又大手大脚，再加上这次的重病，家里就没有剩下几个子儿了。做了搭桥手术后，今年又查出来甲状腺癌，在脖子上开了一“金”刀，家里更是欠了一屁股饥荒。儿子杨坚学习不好，但孝顺，听说上海送外卖挣钱，就辞了家乡厨师的工作，一人就远赴上海做苦工。三哥说，你们加拿大好去不，把儿子杨坚带走吧。我实在不忍心说不，就对三哥说，让我想想办法。

在我住的二妹的房子里，大家扯了白色粗布当孝布，分给每个人一条。大家把孝布系在腰间，然后出门去父母的老屋取母亲的灵柩。路上见我和哥都没吃早饭，二妹给我和哥各买了一份早餐。

到了父母的老屋，二姐和大妹还有大妹夫都在那里。二姐一人专程从山东赶了回来。老屋很长时间没人住过，显得更加的破败。1987年，父亲分到了这个三室一厅的新楼。这个门洞里当年住的都是厂里的头头，父亲更是分到了二楼的黄金位置。到今天已经36年，父亲在这里住了25年，母亲在这里住了35年。

客厅很小，一个磨得发光的已经掉了漆的八仙桌，一个冰箱，一两把椅子，就把客厅占去了一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八仙桌上。骨灰盒用红布包着，在这灰暗的老屋里显得格外亮眼。八仙桌前放了一个烧纸用的搪瓷盆。瓷盆已经被火熏得看不见了原有的印花。想必那是母亲一月份去世时，姐妹和哥他们守灵时烧纸用的。母亲的遗像立在骨灰盒的后边。

哥看到大家都到齐了，于是就说，我们开始吧。先烧纸，几个人各拿了几张，点着了往火盆里放。大妹二妹一边烧一边说：妈，今天就把你送到俺爸那了，这些钱，你在路上花。烧完纸，哥说，咱也别跪了，咱们给咱妈鞠躬吧。于是在哥的号令中，大家给母亲鞠了三个躬。我抱着母亲的灵柩，哥抱着母亲和父亲的遗像，下了楼。

楼道很黑也很脏，有点看不清楼梯，但可以看的清扶梯和楼梯间窗户上罩着厚厚的灰尘。扶梯是金属管焊接成的，我记得以前是朱红色，现在被厚厚的灰尘蒙着，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但透着一股寒意。楼梯间的窗户不大，六块玻璃组成，上边一排固定的三小块正方形的窗口，下面中间是三大块长方形的窗户。中间那块儿的也是固定死的，但两边的则可以打开。上边三快玻璃的左边那个碎掉了，框上还有尖尖的玻璃碴。此时天已经大亮，今天多云，太阳时不时从厚厚的云层钻出来。透过那块碎掉的窗，一缕刺眼的阳光射进楼道，除了这道光线，楼道其余部分显得更暗了。我抬头去望光的尽头，脚下踉跄了一下。边上的二妹赶紧去拉我的胳膊，小声说：“二哥，你没事吧。”

我勉强笑了笑，回头对小妹说：“没事，可能咱妈不想走嘞。”

这一回头，我瞥见了小妹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父母的老屋在二楼，下楼只有两部分楼梯，每部分也只有十二级，加上楼梯间，算是25级台阶，但我觉得却走了很长时间。想着母亲今天终于要离开她居住了三十五年的家，去和父亲在黄土里会和，心里不觉怅然若失。

出了楼道，顿时觉得眼里满是光亮。再出了家属院的大门，更是人间烟火正浓。街上人来人往，街边的早餐摊坐满了早起的街坊邻居。老街坊应该早都搬走完了，所以我们一行人抱着骨灰和遗像上车，注意到的人只是扭头多看一眼，并没有熟人过来打招呼。

父亲埋在郑州市民公墓。这块儿墓地，是父母生前给姥姥买墓地时，顺便买下的，但和姥姥的墓地并不在一处。母亲是河南人，姥爷是辉县人，姥姥是新乡人，母亲生在新乡，但在郑州生活了几乎一辈子。父亲是陕西人，在朝邑赵渡出生，五十年代政府建三门峡水电站，老家被移民至大荔双泉。再后来，朝邑并入大荔，于是这个被称为华夏族群的发源地之一的千年古邑消失了，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水电站建成，老家的人才慢慢移回已成黄河洼地的赵渡。黄河水淹过，老家赵渡已经没有了祖坟，爷奶只有被安葬在移民之地大荔双泉。父亲少年时期就离开了家乡，一直在郑州和母亲相依为命。所以生前他和母亲都没有回乡安葬的念头，而是在郑州买下了这块儿墓地。

郑州公墓离父母老屋很近，大约五六公里的样子。大妹夫开了一辆车，外甥女开了一辆车，小三哥他们从新乡赶过来也开了一辆车。三辆车载着所有参加合葬仪式的人都到齐了。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哥和我，六个儿女一个都不少，母亲的娘家人也从她老家过来了四个人。算上二妹夫和一些第三代，十几个人，立在父亲母亲的墓前，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呼啦啦的一大片人。

哥请了墓园的工人，起了父亲石棺。最近雨水较多，大家起先有些担心石棺里进水。打开盖子，里面却一滴水也没有。父亲的骨灰盒上盖的红布还在，就是有些褪色。骨灰盒上父亲的照片是他五十多岁的样子，安详略带笑容地看着我们，似乎也是在等待母亲的到来。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他静静地躺在这里了十年了，他等待着母亲的到来也十年了。

母亲比父亲大几个月，但属相却不同，父亲属虎，母亲属牛。但父亲绝对是一家之主，大事都是父亲拿主意，但家里的大事不多，所以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母亲张罗。比如母亲管着一家平时的一日三餐，但到了过年过节或是请重要的客人，父亲就亲自下厨。又比如，平时的缝缝补补，大人孩子裤头背心、纳鞋底的事情，母亲带着大姐二姐做活儿。但到了过年，大家的新衣服新棉袄都是父亲裁剪，父母一起踩缝纫机赶工。

但有时两人也有不合拍的时候，父亲五十五岁时，本来可以提前退休，让大妹或是二妹接班去国营的铁路上工作，但父亲就是不退。因为提前退休必须把干部编制改成工人编制，父亲那时在一个铁路大厂工作，其实厂子也不大，也就千把人，只是那时觉得大而已。作为厂领导的父亲丢不起这个面子。为这个事情，母亲责骂父亲至少十多年。当然还有父亲偷偷给老家寄钱，也是父母生气原因之一。

但吵归吵，生气归生气，母亲一辈子都在孩子和外人面前维护着父亲的尊严。家里吃饭，父亲不动筷子，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孩子是不许先动筷子的。小的时候，粮、肉、蛋、油甚至冬储菜都要票证，食品紧张。我们家里几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嘴都馋的很，但一旦家里有好吃的，母亲一定要让父亲先吃。我们孩子但凡谁撅嘴，母亲就在他或是她的头上敲一筷子，说：“真不懂事，没有恁爹，谁来养活这个家。”

其实，当纺车女工的母亲，因为十四岁就参加了工作，不比的十六岁才参加工作的父亲工资低。虽然父亲一直是干部编制，被人主任厂长地叫着，但那也只是个名字上好听，加上父亲应酬多，钱并不比母亲拿回家的多。再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文革期间父亲因为站错队，被下放到农村和车辆段几年。但我可以看出，母亲对父亲的敬重是一生的，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变故发生任何改变。

我和哥，把母亲的骨灰盒放进石棺，和父亲的骨灰盒并在一起。母亲的骨灰盒上也有一张母亲黑白肖像，那时她四十多岁的样子，胖乎乎的脸上微微含着笑容。大姐把父亲那块褪色的红布轻轻地移走，二姐把一块新的红布罩在两个盒子上。红布罩上的那一刻，我似乎看到母亲骨灰盒的那张遗像，对我们微微地点了一下头。她满意了，终于可以父亲团圆了，终于可以入土为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