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父
清明，早上三点多就醒了。国内现在已经是清明节的下午了，不知道大哥和姐妹几个今天有没有给父亲烧纸。老爹在另一个世界还好吗？一直想写一篇纪念父亲的博客，但总是被各种理由搪塞而没有落笔。今天起了个大早，没有其他烦事扰心，算是可以静下心来，写点东西纪念一下五年前过世的老爹。
父亲1938年生人，如果活到今天应该81了。说来惭愧，自从拿到父亲回忆录的手稿，一直没有整理完，对他的整个人生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认识。这里就只能写一些记忆的碎片来聊以慰籍思念之情。
由于家里的孩子多，年轻时父母一直疲于应付生计，记忆中对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关切。自己也没有觉得到父母太多的宠爱。但为人父母之后，再看这份亲情，坚信天下父母都一样，对孩子的爱浓烈持久。老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一点也不假。
对于父亲，一直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幼年时，对父亲是崇拜的。最初的一个印象是父亲在家里或是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拉着二胡，让姐姐们站在他面前唱白毛女的“北风吹”，当时我应该还没有上学，记忆非常模糊。印象中的父亲一直笑着，但没有一点色彩，也没有一丝音乐的记忆，像是电影黑白的默片。那时我们全家八口人，挤在郑州市劳动路八号楼一楼的一套28平米的住房里。八号楼原本是办公楼，不知到什么原因，改成了住宅楼，里的住户五花八门。我家三间，外间大约十来平米，一张大床再加一个八仙桌。姐姐妹妹们挤在这张大床上，八仙桌则用来吃饭。父母住的里间差不多也有十来平米，一般不让我们小孩进入，只有在犯错误的时候才会被叫到里面，打手板或罚跪。大姐应该是挨罚最多的一个，我的印象里多数是因为她带着我们去周边的学校或单位看露天电影。我和兄长挤在一间大约五平米的狭长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原本应该是设计成储物间的，里面只能放一张床，还记得，那时经常膝盖疼，母亲用盐给我揉搓，现在想起里应该是成长痛吧。母亲很胖，邻居都叫她老胖，但父亲却长的瘦瘦的，脸上棱角分明，又加上从机关下放到工厂做核算员，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七十年代初，邻里组织起向阳院，时不时要办个板报，他们就找父亲给他们画宣传画，不记得画的是什么，只记得父亲是先打了格子，像是做工程图一样把小的图片照搬上大的纸张上。长大以后，当了数学老师，讲到相似形的时候，发现数学课本提到这种方法。后来我上了小学，大约一二年级，有一次父亲去学校给我开家长会，父亲和我的老师闲聊，说现在也不用考大学，学不学习没什么区别。那是74，75年，好像正在批判学习无用论，老师就在班上点名批评了老爹，让我在学校一直抬不起头，记恨那个老师好长时间。这是我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给我开家长会。
上了中学，家里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叫铁路苗圃家属院。新家是带院子的平房，紧挨着高洋路基，火车一过，地板都震得晃动。院子有两家，用铁道的黑黑的枕木做院门框，两扇柴门。房子大了些，35平米，父亲又和工友加盖了厨房和一间偏房。我们在院子里种了两棵核桃树和一棵新疆的羊奶小葡萄，每年会结不少果实。文革结束，路局机关让父亲回去，但不知如何，父亲还是留在了厂里，不过被提到了人事部门做主任，可能因为在机关时父亲在劳资处工作吧。那时对父亲还是崇敬的，尤其因为家里有很多父亲的书。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家对书有着巨大的热情，家里满满的一书架子书很是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甚至把书都一一编了号，也经常向同学们显摆。其中有一些应该是父亲年轻时看过的杂志之类，忘记是什么名字，但里面科普文章让我着迷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考大学上了线，离重点线差了六分，上了本省的师范大学的数学系，心理非常沮丧。一是一直对工程专业感兴趣，二是想离家远一些，到外省上大学才可以脱离父母。十七八岁，我觉得自己懂的很多，心气高傲，不再把父亲看在眼里。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去开封的校园里看我，给我带来了录放机，我甚至觉得有些丢人，想想真是不懂事啊。开始以大人的眼光看待父亲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暑假回家，有一次父亲和他的朋友同事喝酒，可能喝的有点多了，同事们走后，父亲躺在床上哭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哭泣。我当时18岁，父亲比我大28岁，应该四十六七岁吧，看来他的中年危机比我早到了一些。我结婚，家里请人打的家具，在家摆的酒席，父亲厂里食堂的大厨掌勺，算是热热闹闹的，婚礼上其实父亲是主角，一半的人应该是他的朋友和同事，记得那天父亲穿的是蓝色的中山装，好像还被摸了黑脸，记不大清楚了，呵呵笑着与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大声地打着招呼，那声音里充满了骄傲，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儿女结婚，也算是父母的成就。结婚一年，妻子就去了日本留学，那时还在中学里当老师，初中高中，班主任，一干就是十年。期间的孤独时时无法排遣，记得有一次，当着父亲的面落了泪，让老爹心疼不已，但他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那个眼神是我记忆里他对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
再后来，我和妻子女儿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又添了儿子，儿子三岁时我独自一人带他回郑州，算是让爷爷奶奶看看。父亲非常喜欢孙子，常常抱在怀里用他的脸蹭儿子的小脸，把儿子放在吃饭的桌子上，逗他。离开那天，哥，二妹和大妹夫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父母亲只是送我们到楼下。我最后回头看了看立在院门口的父母，突然觉得他们那么老，我扭过头，眼睛红了，没再看他们一眼就上了送我们的车。
2013年秋，父亲被诊断出了肺癌，已经是晚期，我赶回家，在医院看到了父亲，已经瘦的有些脱形，眼光灰蒙蒙的，生活不能自理，和我一年前看到的父亲判若两人。我只有两个星期假，尽量在医院陪护，陪着他说话，帮他大小便。最多的是坐在病床边，看着他躺在那里，闭着眼，也不知睡了没有，但一定是受着病痛的煎熬。有时握着他的枯槁的手，感觉到的是非常微弱的生命，父亲看着我，眼里很空动，原以为他会和我说些以前的事，但没有。有时问问孙子孙女儿媳好不好，我说他们都很好，但第二天他还会问同样的话题。这是他表达他感情的唯一方式，我能理解。临终前他都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后来和大姐聊起来，大姐告诉我，她夜里陪护父亲时，有一次看到在病床上的父亲说看到了在天花板上的二姨。当然那是幻觉，二姨六十年代就过世了。我们家有一张二姨的照片，彩色的，照片上的她梳着麻花辫，眼里闪着富有朝气的光彩，很漂亮，妈妈有时在我们面前提起她二姐，也说，她二姐非常漂亮，可惜命苦，不到三十就走了。父亲以前从没提到过二姨，但为什么父亲会在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看到了一个五十年前的一个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敢问老父，只能从他的生活经历中猜测。
父亲生于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小时侯家里还算富足，上了几年私塾，但后来兵荒马乱，祖父早逝，祖母拉扯四个孩子，父亲是老幺。生活一度极度贫困。父亲十二岁那年就跟了同乡的一个为官的革命党出来讨生活，这一走就是一生。十七八岁，父亲就参加了工作，在新乡铁路段上班，那时他和二姨夫关系很好，都在段团委，从父亲的回忆录可以看到，他们那时的生活非常富有热情。二姨夫介绍我母亲给了父亲，二十岁父亲母亲就结了婚，第二年有了我大姐。二姨和二姨夫算是父母的媒人。文革时，二姨夫被打成右派收了监，二姨病故，留下一个儿子，我父母待他如亲生。可以想象，二姨夫和父亲连襟，又是多年的好友，一个被打成右派进了监狱，另一个却被升入了局机关。但我相信父亲一定不会出卖二姨夫，不过肯定会和他划清界限。二姨的死多多少少与二姨夫的霉运有关。这可能是父亲一辈子背的道德债务，至死也没能原谅自己。
父亲在子女面前形象威严，但在母亲面前却显得有一点唯唯诺诺。父母的感情很好，小时后，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母亲一定会留给父亲而不是子女。家里吃饭的规矩是，父亲不动筷，谁也不能先吃。母亲的理论是，父亲是家里的顶梁住，一定让他吃好吃饱。其实，父母是双职工，母亲是纺织女工，那时也算是很傲骄的正牌工人阶级，工资也不比父亲少多少，她这样做，是出于对父亲的崇敬和感情。父亲年少就离开了老家，一生漂泊，想必他与祖母和兄姐的感情并没有多么深厚。他二十岁就与母亲结合，他们与寡居的姥姥一起生活了十五六年，姥姥更像他亲娘。父亲与母亲一起生活了五十五年，他的唯一的家就应该是母亲一家给他的。父亲死之前最放心不下的是母亲，五十岁以后母亲查出有糖尿病，一直是父亲照料他，七十岁后，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父亲端屎端尿，把母亲伺候的无微不至，没想到，父亲却先走了。父亲性格温厚，言语平和，但母亲有时倒会显得尖刻一些，时时会数落父亲的不是，埋怨父亲年轻时不顾家，骂他偷偷给老家接济云云。即使现在，我回老家，还能听到母亲对父亲的种种不满，但我知道那也是思念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能体会到母亲对父亲的依赖，也能深切的感受到那份相濡以沫的情感。父亲死后，我没见到母亲哭过，听到的都是她的责骂，可能这样就能掩盖住失去的真相，弥补思念的痛楚。
在老家待了两个星期，父亲的病情没有好转，但也没有恶化。我回了加拿大，但没多久，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哥打来电话告知父亲走了。回家奔丧，我像个外人，一切由哥姐们张罗，在太平间看到父亲的遗体，脸色灰灰的，安静祥和，与病床上差不多，没有特别的感受。从太平间出来，与二妹坐在车里回家，路上突然想到妻子告诉我，就在几个月前的暑假，妻子和儿子女儿来中国度假，在郑州小住了两天，那时父亲还没被诊断出癌症，妻子他们走的那天，父亲的眼光里流露出不同寻常的留恋，妻子说可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让父亲最后再看看他的孙子孙女吧。想到这里，眼泪突然流了下来，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老父已经走了，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我们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想把这些告诉二妹，但哽咽不能语，二妹只是陪我留泪。
父子一场不知是几千几万年修的道行，一篇短短的悼文不足以表达我的情感，只能对天上的父亲说，谢谢您给了我生命，谢谢您搀扶着我走过幼年少年，也谢谢您这么多年对儿子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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